黄埔军校

军校创建之始，是以实现孙中山所说：“创立革命军，挽救中国的危亡”（16）和“以黄埔学生为骨干”（17），训练一支革命劲旅为目的。它要求以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为号召，采用“仿效俄国”（18）的新方法，培养既能指挥作战，又会做政治工作的革命军官。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又进一步要求学生不但在军事上具有娴熟军事，冲锋陷阵，决胜疆场，杀敌致果的本领；而且在政治上树立“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以达国民革命的目的，以求世界革命的完成”（19）的理想。因此，军校积极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贯彻共产党人提出“打倒列强、扫除军阀”的主张，并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在校党代表的训令中，还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购阅”（20）。 

培养和训练学生的方法，是坚持政治与军事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针。当时新生的军校实际处在军阀包围和战争状态之中，形势需要学生一边读书、一边打仗。从第一期至第四期的革命学生，既上课堂也上战场。他们在学期间，时刻在枕戈待命，迎接战斗，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炮火纷飞中战斗成长。在鲜明强烈的革命思想和浴血战斗的教育熏陶之下，使多数学生激发起尽忠革命、为国牺牲的壮志。他们以孙中山手订“亲爱精诚”为校训。天天唱着：“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21）的校歌，和“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军歌，并且以“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为口号。在校门曾装上“革命者来”的横额，贴着：“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对联。在行军作战中又提出：“四不十不怕”，就是：“不拉夫、不抢劫、不捐饷、不住民房”以及“不怕死、不怕穷、不怕冻、不怕热、不怕痛、不怕饥、不怕疲、不怕远、不怕重、不怕险”（22）。这些都显示了军校师生洋溢着一派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入学青年经过这样的教育和训练之后，大都很快成为革命军中的政治与军事的核心和骨干。所以在大革命时期，全国各省及邻近国家和地区如朝鲜、越南、新加坡、缅甸等有志革命的青年（包括华侨青年），都为仰慕黄埔军校的革命名声而望风奔来。青年们把“到黄埔去”视作最好的出路。有的青年因投考未得取录就灰心失望，甚至悬梁、投河而自尽的（23）。这表明黄埔军校当年在国内国外享有极高的威望。在创校思想和教学方法上都取得成功，实为我国开办新型的革命军官学校首创了范例。 

三、军校机构 

黄埔军校是在国共联合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下，独具特点、体制严密、规模庞大的组织。校内以党代表、政治部和教导团最为突出。早期的编制，设总理、校长和党代表，组成校本部最高领导。校部之下设政治部、教授部、训练部、军需部、管理部和军医部。1924年11月增设教育长，参谋处和军法处，合称六部二处（24）。1926年为适应发展需要，集中统一培养军事、政治人材，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属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除政治部、教授部和训练部仍旧外，军医部改军医处，管理部改管理处，入伍生部、经理部、军械处、编译处、兵器研究处和高级班，合为五部五处一班（25），并设付校长。在校属各部、处之下，还有俱乐部、印刷所、监狱（制定本校陆军监狱规则）、医院、疗养所、军械库等等。这些部门和组织，都是一般旧式军校所罕有。校总理是军校最高领导，统理一切。校长在总理之下处理各项校务事宜。党代表是作为国民党的代表，由孙中山委廖仲恺担任，对校长实行监督和指导一切，督使军校人员遵行革命政策。凡属军校书文、命令，没有党代表附署一律无效。教育长是秉承校长、党代表之命，执行领导职权，管理日常校务。在校属各部中，以政治部、教授部和训练部最为重要。政治部掌管政治教育、党务活动和宣传活动；教授部掌管军事理论的学科教育；训练部掌管军事技术的术科训练。其余各部门也有相应的具体职责，以配合军校教学和作战等各项任务的顺利进行。 

特别党部是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参加的联合组织，称为“国民党特别党部”，直属中央党部。初期仅设特别区党部，军校于1926年改组后才扩大为特别党部。下设区党部、区分部和小组。它自成系统，分设于校属各部、处之中，负责发展国民党员，组织社会义务活动和配合政治部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共产党也有独立的“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直属中共广东区党委领导。它是周恩来同志亲自组织起来的。培养和吸收优秀师生参加共产党；指导共产党员投身斗争；推动国民党贯彻军校宗旨和执行孙中山革命政策。 

教导团是校属的武装组织。它是一支新型的革命武装，属校部参谋处管理，归校部直接指挥，称为校军。最初仅有两个团，每团分三营，每营分三连，每连分三排，称为“三三制”。另每团有机枪连、特务连、侦探连、辎重队、卫生队。团部仿苏联红军建制设团长、党代表和参谋长。团以下不设参谋长，连以上设党代表。指挥官与党代表分管所属部队的军事与政治工作。团的各级指挥官、党代表和班、排战斗骨干都由本校教官、学生队长和毕业生担任。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担任教导团的党代表和排、连、营长，在战斗中起先锋骨干作用。这支革命武装在战斗中迅速成长和发展，为当年的国民革命军奠定了武力基础。 

分校是为军校扩大、师生日众而增设。最初以校舍不足，在黄埔岛本校附近设平岗分校、蝴蝶岗分校，进而到广州市内设省分校。它纯属分开驻地、分区上课性质，没有专门机构，仍归本校直接管理。 

1925年举行东征，师生随军上课，才正式首设分校于潮州，命名潮州分校。设分校长、党代表、教育长以及政治部、特别党部等机构。 

1926年——1927年间，还先后增设了南宁第一分校、武汉分校、长沙分校。各分校均就地招收学生进行培养和训练。其中以武汉分校规模最大，名声最著。它的前身是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建立的武昌政治演讲班。1927年2月才正式成立武汉分校，增收女学生，共计男女学生及入伍生六千余人。在武汉革命政府时期，它又进而改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这个规模庞大的组织，从1924年夏到1927年春，为时不过三年，就进入全盛时期。培养和训练的学生和学员包括高级班、学生队入伍生、学生军、军事教导队等五大类。到1927年3月，据方鼎英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概述》一文的统计，仅在本校直属的教官、学生、学员和战士就有二万余人（已毕业学生及分校师生尚不在内）。因而成为培养军事政治人才的大本营。 

四、军校教育 

在政治与军事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针指导下，军校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丰富多采，生动活泼而又严肃紧张，呈现朝气蓬勃的景象。 

1、政治教育 

政治教育是军校的重要特点之一，贡献特大。这是周恩来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之后，不避艰险，辛勤培育，首树风范的结果。 

在初期《政治训练班纲要》中，规定政治课程有《帝国主义的解剖》、《社会发展史》和《三民主义》等八门，以《帝国主义解剖》名列第一（26），反映军校要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首要任务。另有自编的《爱民歌》、《士兵日课问答》、《革命军恪言》等辅助教材，对学生和教导团战士进行经常性的教育，培养爱国爱民、献身革命的精神，要求学生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政治教育也愈加丰富。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中规定的政治课程计有二十六门，其名次如下：1.三民主义，2.党史，3.党的组织问题，4.本党宣言训令，5.国民革命概论，6.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7。帝国主义，8.世界政治经济状况，9.中国政治经济状况，10.近代国际关系，11.苏联研究，12.社会进化史，13.中国民族史，14.中国社会组织，15.各国革命史，16.社会主义运动，17.社会科学概要，18.政治学概论，19.政治学概要，20.财政学概要，21.经济政策，22.农民运动，23.青年运动，24.商民运动，25.宣传鼓动问题，26.军队中政治工作等（27）。按照规定的课时，以三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进化史等课程所占教学比重最大，反映军校把灌输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摆在首位，并包罗了革命基本理论和知识，从而大大提高学生投身政治斗争的本领。 

学生的学习方式，除堂上听课之外，主要有： 

（1）政治演讲　　由军校领导人和政治教官担任，或邀请社会名人担任。讲授形势、任务和政策。除在校的廖仲恺、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蒋介石、汪精卫等经常为学生作演讲外，毛泽东、刘少奇、何香凝、鲁迅、张静江、吴稚晖、邓中夏、苏兆征、吴玉章等社会名人和苏联顾问等也应邀到校演讲。 

（2）政治讨论会　　它是以学校各区队为讨论班，由学生当主席的学习会。会上由学生对国内形势、各个重大事件及政策充分发表意见。每次由政治部派员指导，按政治部要求作出结论。 

（3）政治问答　　在校部分设“政治问答箱”，让学生随时将问题投入箱内，每周由教官开箱，就学生提出的问题在课堂上解答或在校刊上解答。政治部还将恽代英、肖楚女、张秋人等解答的问题编成《政治问答集》，长达十余万字，不少是简明扼要地传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的，影响很大。 

（4）政治测验　　由政治部定期发下政治调查表或政治测验题，要学生在课堂填报和解答，用以了解学生政治认识和思想状况。每次政治测验之后，政治部都公布标准答案，使学生得以改正错误，统一认识。 

（5）宣传队　　它是常设的学生组织，在校外校内开展宣传、演出活动。为适应运动和打仗的需要，有时要分成若干支队和小队，开赴城镇、农村，或走上前线，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作演讲、发传单、贴标语。“血花剧社”在宣传活动中也有出色贡献，能自编自演《还我自由》、《革命军来了》、《黄花岗》等革命剧目和节目。这些组织和活动，都大大增强学生进行政治宣传和鼓动工作能力，并密切了军校与群众的关系，扩大了政治影响。 

此外，在政治部的推动下，各种宣传刊物和宣传品如雨后春笋，大量印行校报、期刊、特刊、文集、讲义、丛书、画报和传单。如校本部出版的《黄埔日刊》，政治部出版的《黄埔潮》，特别党部出版的《革命军》，入伍生部出版的《先声旬刊》，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的《军人联合会周刊》、《中国军人》等等。据熊雄《一年来政治部工作》反映：《黄埔日刊》向国内外发行，发行点达三千多处，最高发行量达五万多份。这些刊物都是师生交流情况、互相学习、共同向反革命的思想和势力开展战斗的阵地。 

2、军事教育 

军事教育，也与政治教育占着同等地位。举凡当年军事学上必要的科学和技术都相当完备。 

在教学内容上，第一期的科目内容，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种（28）：1学科：教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和四大教程：《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以及《交通学》、《军制学》、《战术作业》、《实地测图》等军事理论。上课时要学生各自笔记，在课余诵习。2术科：教以《制式教练》、《持枪教练》、《战斗教练》、《野外演习》、《夜间演习》、《实弹射击》等军事技术，从单人操作到排、连、营在行军、宿营、战斗中的联络和协作都依次循序实施，认真教练，务求娴熟为止。 

随着军校的扩大，教学制度的逐步正规，从第二期起又实行分科教学，分为步、炮、工、辎、宪五个科（29），嗣后又增设政治科、骑兵科、交通科、无线电科等。无论是学科教育和术科训练内容，都分科教授当年较先进之技术知识。从第三期开始，还制定了具体细致的“课目表”、“进度预定表”，按月、按周作出教育和训练的安排，保证学生经受严格的教育。 

在教学方法上，也采用了积极的措施，表现在： 

（1）火线练兵那时军情紧迫，用人急切，故军事训练时间从最初原定第一、二期学生为三年一期，却缩改为六个月一期。从第三期开始，学生要先当入伍生，经过考试合格，才能升为正式学生。前后学习时间也仅有一年多。当时在校学习异常紧张，学生从早上吹起床号到晚上熄灯，中间几乎没有片刻休息。教官每每工作到深夜十二时，对学生则要求“知行合一”，要在课堂讲授明了后，就参加实战。如第一期学生在学习中增派出一队学生随孙中山赴韶关北伐，然后，回师投入“平定商团”之战。第二期学生入学不久，即与第一期毕业生一道参加东征。第三期学生入学后，参加平定杨、刘和第二次东征。第四期学生也担任驻防惠州、虎门和警卫黄埔的任务，并参加北伐。可见1924年至1926年间的学生和学员，正当他们在校期间，就跃马持枪，每役必从，火线练兵，参加实战。所以这个时期的学生，在他们毕业后派入部队服务时，已是一个曾经炮火锻炼、能征惯战的军事骨干。 

（2）军事演讲是为辅助军事教学，每周定期举行的演讲会。为学生讲授军事形势，战斗经过，交流经验。教职人员均需参加，计分普通演讲和特别演讲两种。普通演讲由军事教官轮流担任。特别演讲请校外人员或本校职员自报演讲，成绩优秀者，可以获奖。当年从苏联派来的军事顾问有：步兵顾问、工兵顾问、炮兵顾问、政工顾问等，他们也在军事演讲中讲授红军历史、红军建设及党代表制。这个制度的实行，对于学习先进经验，交流思想，师生共同提高，都有良好的效果。 

（3）遵行军法在校里遵行的军法有《连坐法》、《革命军刑事条例》、《革命军惩罚条例》及《审判条例》（30）等，都是军校制定而在国民革命军中广为推行的。《连坐法》要求师生在战斗中上下联系，共同进退。规定在作战中士兵不退而官长先退，杀官长；官长不退，士兵先退，杀先退的士兵。在第一次东征攻占淡水时，有一连长自行退却，立即依法将该连长在阵前枪毙。实行此法之后，大大促进师生们在战斗中同生死、共命运的决心，作战奋勇，誓死效命。《刑事条例》和《惩罚条例》，分别对刑事犯罪和非刑事犯罪都分类作出具体规定。刑事犯罪分枪毙和监禁罪两种。如属阴谋叛乱、强奸妇女者枪毙。属强迫买卖、调戏妇女者，监禁一年至五年。对非刑事犯罪，则分官佐与学生、入伍生而不同。如犯有报告失实者，官佐停升六个月；学生、入伍生要降等（级）。这些军纪军法，都由周恩来同志首任处长的军法处（31）、或后来的军法科专司执理。由于执行严格的军法，以黄埔师生为核心骨干所组成的革命军就曾经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五、军校战功 

黄埔军校是在艰苦创校，浴血奋战中建立了辉煌战功的。它原处在四面环水的小岛之中，开学初期武器缺乏，经济窘迫，甚至师生伙食费也有朝无夕，屡有断炊之虞。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既有反动商团及杨希闵、刘震寰军阀伺机作乱于内，又有陈炯明、邓本殷等叛军逞兵窜犯于外。戡乱御侮，迫于眉睫。广州商团是帝国主义直接支持下的买办商人和地主组成的反动武装集团。在1924年8月间，它利用丹麦商船私运军械入境，被军校学生及时截获军械八千余枝运归黄埔。商团头目陈廉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竟借此威胁政府发还军械，并枪杀“双十”游行群众，实行公开叛乱。军校乃一面防守黄埔，一面进剿商团。依靠师生们的机智勇敢，配合忠于孙中山的部队，出其不意采用“火攻”，商团军无以抵挡，顿时大乱，纷纷溃败。仅一天之内就占领西关商团总部，使商团军一律缴械归降，因而彻底平定了商团之乱，为黄埔军校树立了军威。本可从此安定，专事上课，练武谈兵。可是军阀陈炯明在帝国主义策划摆布下与商团有密契，率兵来犯，侵入虎门，广州震惊。面临强敌威胁，于是军校被迫渡江布防，准备迎战。学生上课与训练竟为日夜备战所代替。1925年2月第一次东征开始，以军校教导团和新招战士组成的校军，人数未足三千。它以学生当战士，教官当军官，校本部为指挥作战司令部，配合其他部队作战，东征时周恩来同志亲临前线指挥及发动群众。因当时农民运动正蓬勃发展，当地群众大力支持革命军，故能逢攻必克、连战皆捷。在淡水之战，由连、营党代表十人带头，以共产党员占多数，分组率领敢死队100多人，实行强袭攻击，经过由早至晚的一天激烈战斗，便迅速冲破敌防，胜利攻占了淡水。棉湖之战、河婆之战，无不以少胜多，以弱敌强。为时不到两个月，就打败了陈炯明所属的洪兆麟、林虎主力八九万之众，占领了东江和潮梅一带，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黄埔校军也在战斗中壮大发展，使教导团扩充为三团一旅的革命队伍，声威大震。无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杨希闵、刘震寰公开叛变的恶耗又传来。广州竟为杨、刘叛军所霸占，到处张贴反动标语，妄想成立反动政府。留驻城内的入伍生被迫撤回本校。在这进退两难的危急关头，校军便毅然撤离东江，参加回师平乱。六月十二日总攻击开始，首先击溃敌军主力于龙眼洞、白云山、瘦狗岭一带；留守本校学生、入伍生也从猎德渡河配合作战，不到一周，就把五、六万杨、刘叛军完全肃清，稳定了广州，为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诞生创造了条件。然而“六·二三”惨案，廖仲恺被反动派刺杀，陈炯明重占东江，再图进犯广州等严重事件又接踵而来。前期浴血奋战的成果，革命根据地稳定发展的局面，又有化为乌有的危险。但军校师生临危不惧，战里求生，又于十月开始第二次东征。这时候，以黄埔师生为主体的队伍，已扩大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仍然充当作战的主力。在惠州之战，黄埔师生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前进，战斗激烈。进攻惠州城时，攻城部队团长刘尧宸及营以下大部份干部壮烈牺牲，但后继部队仍然视死如归，有进无退。最后用大炮攻破城墙，冲入城内，开展巷战。革命师生皆能前仆后继，克敌制胜，因而一举攻克素称“天险”的惠州，全歼敌人主力。攻取海丰，仅以数百之众，胜四千之敌；克服河婆，又以一团之兵击败强寇万余。一月之间，就完全收复东江，平定陈炯明再次作乱，取得第二次东征的胜利。同时，盘踞南路和海南岛的邓本殷势力，在南征军的穷追猛打之下，也被依次削平。久为军阀割据的广东，从此才获得真正的统一。迨至一九二六年七月广州国民政府组成大军，举师北伐，黄埔师生又肩负统一全国的使命，挥戈北上，战绩辉煌。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加入第四军建制，担任北伐前锋。参谋长周士第、团参谋董仲明、营长曹渊、许继慎、连长卢德铭、袁也烈、队长蔡晴川、张堂坤等等，都是第一、二期黄埔学生，共产党员。在汀泗桥之役，该团担任先锋，为北伐军打响了胜利的第一仗，为第四军荣获了“铁军”称号。北伐军于是长驱直进，势如破竹。先后占领武汉、南昌、南京、上海，平定东南各省，饮马长江，进取中原。一年之间，就打败了拥数十万大军的强悍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这时国民政府的军队从1925年用黄埔学生组成的两个教导团开始，到出师北伐时发展为八个军，到1927年初已拥有十五个军，不少黄埔师生分在各军中任师团领导、营连核心，组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大军。作战之勇，取胜之速，实为中国近代史之所罕见。这与黄埔师生一马当先、英勇奋斗，慷慨赴义、首建奇功是分不开的！ 

六、内部斗争 

尽管军校在革命初期取得节节胜利，但内部的斗争也在激烈进行，贯穿在创校过程及发展的始终。 

早在军校筹建时期，国民党右派就极力反对国民党改组，反对国共合作，自然也反对国共合作创办军校。孙中山在世时曾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说：“你们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可以退出国民党，我就解散国民党，自己加入共产党”。（32）可是他们并没有执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仍然在军校里兴风作浪，挑起事端，进行破坏。如戴季陶为最早的政治部主任，在开学不久就借口与共产党意见不合而离开广州回上海，最先在军校制造两党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戴季陶虽然走了，军校内部的革命派与反动派两种对立思想斗争则并没有停止，而是以学生组织形式持续地激烈地进行。当时军校里先后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以下简称：“青军会”）、“孙文主义学会”（以下简称“学会”）两个学生组织。各有专门机构、组织章程和机关刊物，都以本校为中心，在校内校外开展活动。“青军会”于1925年2月1日成立，原由1924年成立的“青年军人社”发展而成，是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学生为核心的革命组织。为了巩固革命统一战线，壮大革命势力，“青军会”曾深入本省和全国各地吸收革命军人为会员，联络和团结革命军人共同对敌。由于共产党人的积极作用，使组织迅速发展，会员分布全国各地，达二万多人。在两次东征、平定杨、刘和各项政治运动中开展宣传活动，都有出色的贡献，威望很高，给全国造成广泛的影响。但校内国民党右派怀恨在心，也以国民党右派和反共学生为骨干，成立“学会”，公开与“青军会”对抗。他们执行反共主张，印行刊物，散发传单，对“青军会”各种革命活动进行无理攻击，制造谣言，甚至公然提出要在统一战线中开除共产党。因此，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所支持的“青军会”为一方；以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所支持的“学会”为又一方，就围绕着统一战线的革命政策，要团结还是要分裂等，开展了激烈的斗争。无论是行军、上课、还是开会，共产党人和青军会员为了坚持正义，对“学会”分子和国民党右派的挑衅和污蔑，当仁不让，据理驳斥。这样，革命与反动的两派学生，反映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思想的斗争就常常舌剑唇枪，辩论激烈，有时竟至无法上课，或会议不终而散。蒋介石利用校长的职权，公开叫嚷：“阋墙之祸，甚于外侮之内侵”（34）。暗地里则结党营私，排挤异己，限制和打击“青军会”。在1925年12月8日，蒋介石首先炮制了《调和本校党争办法》，规定：“校内准共产党活动，凡有一切动作均得公开”；“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者须向特别党部声明”（35）。这个办法表面是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骨子里则要加强对共产党的控制，使两个组织裂痕日益发展。1926年2月2日，蒋介石又召集“青军会”和“学会”联席会议，强行作出四项决定，规定：“青军会”、“学会”两方面干部互相加入（36）。其目的是要国民党右派打入“青军会”进行干涉和破坏。由于“学会”自恃有蒋介石的支持，气焰愈加嚣张，竟发展到盗窃共产党人文件，殴打“青军会”会员。有一次，“学会”分子林振雄在争论中竟对“青军会”会员李汉蕃开枪，李中弹几乎牺牲。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甚至驱使“学会”分子参加制造“中山舰事件”。先是蒋介石指使爪牙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假意调派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开赴黄埔时，蒋介石就捏造罪名，说中山舰擅自移防，是共产党“阴谋”暴动。他以此为借口，就下令逮捕海军局长兼中山舰长（黄埔第一期学生）共产党员李之龙，同时大批扣留本校和第一军的共产党人。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在东山的住宅等，妄想一举清除共产党。这一事件轰动全国，激起共产党人无比义愤。周恩来同志为此曾当面痛斥蒋介石的暴行，要他释放被捕的共产党人。当时双方斗争异常激烈。蒋介石眼看形势不妙，马上耍出新的花招，于三月二十五日向军事委员会递上呈文，刊在三月二十六日《广州民国日报》广为宣扬。在呈文中诡称：“此事起于仓卒，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还表示所谓“自请从严处分”。实际是隐瞒自己是“中山舰事件”主谋者的真相，用以欺骗群众，麻痹共产党人和黄埔师生的反蒋斗争。当时，共产党内虽然认识这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进攻，但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下，公开却强调无原则的两党“团结合作”，没有组织反击。最后更曲为忍让，照蒋介石的要求，让共产党员从第一军退出。可是蒋介石得寸进尺，四月七日又悍然发出取消党内小组织的校令，将“青军会”和“学会”同时解散，另行成立“黄埔同学会”，自任会长。最初他还假意让共产党人蒋先云等担任该会筹备委员，负责会务工作。但很快便把共产党人排斥出来，而任用原来“学会”的一批顽固右派分子充当“黄埔同学会”的骨干，使该会成为蒋介石完全控制的直属组织。“学会”就这样通过“黄埔同学会”借尸还魂，名亡实存地又继续开展反动活动。可见蒋介石玩弄这个新阴谋，目的只许国民党右派和“学会”分子进行反动活动，从组织上瓦解“青军会”，打击共产党。因此军校的革命派和反动派之间斗争也愈演愈烈。五月七日，为了举行“五七”纪念会，双方就分别在广东大学操场和东较场两处召开。在广东大学操场的大会，是革命分子为主体召开的。在东较场的大会则是国民党反动分子召开的。但“学会”分子竟沿途拦截赴会的群众，说是改变会场，欺骗群众到东较场去，群众后来发现上当，就中途退场，转回广东大学的会场。这个消息传到会场，激起到会群众的极大愤怒。可是，反动派还派“学会”分子闯进广东大学会场进行吵闹和捣乱。“青军会”忍无可忍，高喊“打倒反革命”的口号，在会场上同他们展开一场激烈的殴斗，当场把前来闹事的第二期学生杨引之、第一期学生潘佑强这两个“学会”的骨干扭送公安局（37）。蒋介石对这两个煽动闹事的反动分子不但不给处分，反而让他们到医院疗养，自己亲自去慰问，以鼓励他们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在这一系列斗争中，共产党人的威望日益提高，而国民党右派和“学会”分子则愈来愈不得人心。蒋介石看到了革命势力日益发展将不利于自己的地位，便在1926年6月国民党二大二次会议上公开开抛出早经酝酿的《整理党务案》（38），提出八条所谓“国民党与共产党”（39）协定，要排除共产党人在中央党部和各个部门的领导地位，不准共产党人担任中央机关的部长，要共产党交出共产党员名册。六月七日蒋介石在军校发表反共讲话，强令共产党人向学生队长登记（40）。他还软硬兼施，妄想以高官厚禄对共产党人进行收买。但所有真正革命的共产党人都没有被“校长命令”所吓倒，更拒绝了共产党员登记。如蒋介石要拉拢蒋先云退出共产党时，蒋先云义正词严地说：“头可断，而共产党籍不可丢。”（41）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蒋介石的这次阴谋破产了。这样，从两种学生组织开始，从校内引向校外，又从校外引入校内，终而发展成两派师生，反映着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就日益激烈而公开进行。在这期间，蒋介石在军校是利用特别党部和“学会”分子胡作非为；而军校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却处于地下状态，只有少数著名共产党员以跨党的身份出面斗争，或由共产党人利用国民党的名义活动。在这样艰难恶劣的条件下，共产党人往往要冒着风险，采用合法与非法手段，公开或秘密的形式灵活进行。由于共产党和周恩来同志对军校革命师生和共产党人的指导和培养，他们顽强不屈，在斗争中提高本领，因而成长为党的优秀骨干。 

北伐开始，蒋介石窃取了总司令职务，篡夺了最高领导权，反共野心也越来越大，手法也愈加阴险。他一面在《留别本校同学书》中公开高唱“革命的胜利，要植根工农群众和共产党的合作”（42），实行公开欺骗；一面又以“黄埔同学会”为反动的中心，任用亲信，自成体系，打入各个部门霸占领导权，秘密调查“CP”的活动。一个十七人组成的黄埔同学请愿团，要求蒋介石把反共作恶的杨引之开除出同学会，他老羞成怒，反而继续庇护杨引之，把十七人开除了（43）。而且与西山会议派和帝国主义阴谋勾结起来，酝酿着公开叛变，全面反共。当时出师北伐的黄埔学生目睹耳闻蒋介石的种种罪行，进一步认清他是“昔之校长，今之校贼”，所以驻湖北一带的各期学生便于1927年2月15日召集大会，派出代表三人，送去《驻鄂黄埔各期学生给蒋校长报告书》，列举八大事实，六条建议，指出蒋介石实行军事独裁，滥施职权，任用西山会议派分子，造成“党国危机，纷纭四作”等等。要他“通电引咎，以谢党国”，才是“救国救党即可以自救之路”。蒋介石看了就怀恨在心，在3月20日竟气势汹汹发表《告黄埔各期同学书》，百般狡赖，进行反扑。由于蒋介石决心反革命，军校学生又发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体学生复校长书》（45）。该书全文5500多字。指出蒋介石的《告黄埔各期同学书》是“一篇根本动摇革命的话，是错误理解‘救党就是倒蒋’，而且拿总理作护符，实际他是眼中没有党”等等，更加暴露了蒋介石的罪恶。这封信义正词严地表示不但要开展“救党运动”，还要开展“救校长运动”。但是蒋介石这时已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竟然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要自立“中央政府”和重新筹设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于南京，以与当时设于武汉的中央政府相对抗。并作了《杀到武汉去》（46）的反共演讲，完全暴露了蒋介石杀人魔王的狰狞面目。武汉分校在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面对蒋介石的公开叛变，也将分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发布了《讨蒋通电》，举行讨蒋大会，出版《讨蒋特刊》、印发《讨蒋宣传大纲》，还谱写了《打倒新军阀歌》，其中一段是：“蒋逆介石、蒋逆介石！新军阀，新军阀！破坏三大政策，破坏三大政策！打倒他，打倒他！”号召革命人民和黄埔师生起来为打倒蒋介石而斗争！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蒋宣传运动。1927年6月，蒋介石唆使夏斗寅、杨森等反动部队进袭武汉，武汉军校革命师生组成了独立师，迎击夏杨叛军，决心与蒋介石战斗到底。后来，由于汪精卫也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叛变，大革命失败。革命师生牺牲于蒋介石屠刀之下的不知多少。 

七、军校变质 

由于大革命失败，革命的黄埔军校便惨受摧残而变质了。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后，接着就发出《饬黄埔军校学生不可妄有发言和越轨行动令》及《黄埔军校停止开会令》，要束缚革命师生的手脚，严禁革命活动，为镇压黄埔军校革命力量制造舆论。同时又密令广州反动当局策划反共大屠杀。1927年4月14日晚，委出原军校教官钱大钧为广州戒严司令，星夜就职。4月15日晨就实行全市戒严，查抄和捣毁广州革命的工会、机关和学校。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二千多人，拘禁于南关戏院、公安局监狱内。顿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城，无辜惨被反动派杀戮者不知多少，是谓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钱大钧还在夜里派出中山舰及西江舰驶至黄埔军校海面实行监视；武装包围沙河四标营军校第五、六期学生和入伍生，将六百余人全部缴械。4月18日早上，军校反动当局又把黄埔师生骗来本校俱乐部开会，命令反动武装重重包围起来，强行将共产党人二百多名加以逮捕，并押解中山舰，利用深夜运往南石头监狱虎门炮台和鱼珠炮台等处监禁和秘密杀害。政治部主任熊雄、教官肖楚女也在这个事件中分别被捕而先后英勇牺牲。据教育长方鼎英当年给蒋介石的清党报告中说：“这次被逮捕共产党员共四百多人”（47）。这就是广州黄埔“四·一八”惨案。 

为了进一步摧毁黄埔军校的革命力量，蒋介石于4月20日又派来第一期反动学生邓文仪当政治部主任。继续开展反共“清党”，召开“清党会议”，成立清党检举委员会炮制了“本校清党检举审查委员会细则”二十五条（48），妄想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分子彻底清除。政治部在“清党”中受害最甚。据《政治部四月二十日至五月三十一日工作报告》中供认：“查清党运动以前，本（政治）部人员多系共产党分子。自清党运动之后，CP分子被扣留者达百余人，余都逃亡，故当时部内一切事务已陷停顿状态。”（49）政治部编印出版的革命书刊，计有恽代英《国民革命》、肖楚女《社会科学概况》、《一九二六年之过去》等十二种，九千九百余册全被查封；入伍生第二团被焚毁的革命书刊不下二百余种；其余各属部门被没收焚毁的革命书刊也难以计算。并另行出版《黄埔日刊》、《黄埔周刊》、《黄埔军人》、《黄埔武力》、《黄埔生活》等反动刊物。党代表和政治部的革命制度一律取消，代之以专司教育和统制学生思想行动的政训处，采用日式、德式法西斯教育以代替苏式红军教育。第五期毕业生还被骗去南京举行毕业仪式，要他们作所谓“反共宣誓”。从此，革命的黄埔军校就完全变质了。 

可是蒋介石仍然标榜“黄埔精神”，以“6·16”为校庆，续办反动军校。他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先后改名“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同时于1928年3月在南京设立“南京本校”，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并以南京本校为正统，于1930年下令将黄埔本校续办至第七期结束，并归南京。在南京本校曾一度采用所谓“委员制”。首届委员计有蒋介石、胡汉民、吴敬恒、戴传贤、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李宗仁、李济琛、张学良、朱培德等十一人（50），而以何应钦为常务委员，充当蒋介石在军校的实际总管。这个校务委员的阵容，反映蒋介石利用当年封建军阀和各式代表人物，以加强军校的声势，以求继续向全国网罗青年，豢养党羽，以达到巩固其反动统治的目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南京本校又迁往四川成都，并先后在各地增设分校，继续灌输蒋介石的法西斯教育，蒙骗青年，扶植反革命势力。该校还在1946年1月1日再次更名为“陆军军官学校”，完全恢复1924年的原称，并于1947年1月7日将校长之职改委关麟征充任。一向自任校长的蒋介石，这时改任名誉校长，直至1949年四川解放。关麟征是第一期学生，蒋的亲信之一。他上台以后，不但继承蒋介石的衣钵，而且还向学生“训示”《周易乾坤二卦正义》。由上可见，二十多年蒋介石虽然巧立名目，苦心经营，也终于山穷水尽，愈加腐朽，无可挽回地走上最后覆亡的命运。 

八、结束语 

概括说来，黄埔军校从1924年创校至1949年结束，先后五改校名，三迁校址，遍设分校，历时二十五年，计有二十二期学生，却经历从革命到反动的两个历史时期。 

从1924——1927年“七·一五”以前是军校革命时期，有第一期至第四期的毕业生，计4981人。除来自全国二十二省外，并有朝鲜、越南、新加坡等邻近国家的革命青年。在学校革命思想指导下，他们经受严格的教育和训练，在身经百战中锻炼成长。毕业后，又先后被分派校军两个团、党军三团一旅、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遍及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的各个军和军阀统治下的秘密组织，充当了各级带兵官、党代表和革命骨干，掀起轰轰烈烈大革命斗争，全国各地遍及黄埔革命学生足迹，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从1927年“七·一五”以后至1949年是军校反动时期，计有第五期至第二十二期学生，42，645人，还有遍及武汉、南昌、长沙、南宁、广州、成都、迪化、昆明、洛阳、西安等地的分校学生尚未在内。人数之多，远非一般军事学校可比，蒋介石从黄埔起家，这时又继续利用反动的黄埔学生，组成了所谓“黄埔系军人”嫡亲集团。派出他们当上司令、军长、师长，霸占党、政、警、宪、特各个要害部门的高官要职，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不断从事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罪恶活动，维持蒋介石独裁二十余年，给中国革命造成深重灾难。 

但是，黄埔军校在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派和反动派的斗争并没有因军校的变质而结束。真正的革命师生接受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又继续在原来反蒋斗争的基础上，坚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武装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直至最后胜利。 

研究黄埔军校的沧桑史，对我们了解近半个世纪革命斗争是很有意义的。